校長文化——引領發展的精神財富

  培正中學的創校元勛廖德山先生，是廣東番禺人，畢業于博濟醫院，是孫中山先生的同學。中法戰爭后，廖先生心憂國運衰敗和科舉制度對國家和人才的摧殘，于是有倡導新學的想法。一日，美國傳教士紀好弼牧師邀請廖先生為所辦圣經學院監考，向廖先生詢問學生對所讀之書是否熟讀成誦。廖先生回答：“書即使讀熟了，但如果讀的都是四書五經，沒有真才實學，僅靠品行和

德行怎么讓國家強大呢？”紀牧師說：  “我是一個外國人，我的職責就是傳播基督教義。倡導新學，只能依靠中國人的自覺行動。廖先生您是中國人不為國家謀劃，我是一個外國人，又怎么能用新學的標準去要求學生？”廖先生由此深感使命之重大，于是邀請摯友李濟良、馮景謙先生同為發起人，并和紀牧師創辦的研道四季班的一些志同道和者共同組建了學校董事會，租賃德政街一所民房為校址，定校名為培正書院。培正書院于光緒十六年春開學（1890年）。

  培正除教授傳統中華文化課程外，還引入西方科學文化：有數學、英語、音樂、體育、衛生等科目，以求強國之道，獲得在海外得風氣之先的華僑的心理認同。培正書院的建立，奠定了廣東新教育的基礎，它先于戊戌變法八年，開國人辦新教育之先河。

  科舉制度廢除于書院創辦之后的16年。當舉國的學校都把四書五經奉作圭臬，把八股文奉作進身之敲門磚，讓讀書人懸梁刺骨地苦學應試之時，培正書院則于斯時廢八股、興新學，其高風遠識不能不讓人有高山仰止之感。

  培正中學百余年教育史告訴世人，創校先賢不僅給后人留下了一所綿延百年的名校，還創造了光耀后人的精神財富——校長文化，啟示未來的辦學者——校長的視野決定學校教育理念的高度。

  學校的教育理念是學校對教育的信仰，規定著學校的人才培養方向，是學校的辦學方針“辦什么樣的學校，培養什么樣的學生”的體現。

  培正中學的三位創亦者有許多共同點，三人都曾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又都有一定的國外生活經歷，都是學醫出身，又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其中馮景謙、李濟良二人既是醫生又是傳教士。這樣的經歷使他們既有中國讀書人“兼濟天下”的抱負，又有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國的寬廣視野；西醫的學習使他們較早地掌握了西方的科學知識，篤信基督又使他們把行善、服務于大眾作為終身的信仰和必做功課。正因為他們有這樣的眼光，所以才有“至善至正”，倡導新學的理念。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有這樣的人辦這樣的教育，是中國教育之幸！孫中山、魯迅、郭沫若皆從學醫開始而成為中華的一代文化巨人，未必僅是巧合，“校長的視野決定學校的成敗”，以培正觀之，信然。  校長辦學必須要有奉獻的精神。不管把校長看做是職務還是職業，如果一個校長希冀以辦學致富，他絕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為教育所做的都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無私奉獻。蔡元培、張伯苓如此，梅貽琦、陶行知也是如此。培正從67個銀元開辦，歷盡艱辛、慘淡經營。1905年由于經濟來源枯竭，一度停辦。廖德山先生不但不取校酬，并且用自己的家財資助學校。

  培正對學生卻是十分慷慨，盡管是民間辦學，但不忘公益之使命。對海外僑胞的捐款嚴格管理、精打細算。在培正學校學習的學生學費全免，以示獎學，膳費由學生自備。學校有對貧苦好學、成績優異的學生補助一部分伙食費用的制度，有時由教師為學生提供類似的幫助。廖德山先生對黃如石、何福信等一些才華出眾的學生尤為關心，總是自己掏錢為他們提供伙食費。當今天“亂收費”幾乎成為教育痼疾時，回視百年培正，追思其校長文化中所展現的引領精神，怎能不讓人感慨萬分？

    培正學校，經過近20年的慘淡經營后，李錦倫先生、楊元勛先生、黃啟明先生自美國返國，主持校政，他們引進西方的教育經驗和課程，開華南地區教育與世界潮流接軌的先河。李錦倫離開培正后，曾任滬江大學副校長，中國外交部代部長。楊元勛先生是美國列治文大學文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回國后曾任孫中山大元帥秘書，1914年受校董事會聘請入主培正．當時培正只有小學。正值培正處于困難時期，經費入不敷出，眼看無法維持下去，楊先生受命于危難之間，認為增辦中學才是出路。校董事會通過籌辦中學的決議，并交由楊校長負責，楊校長隨即到處宣傳，盡心規劃，又得到海外華

僑匯款贊助，于1916年初開辦中學，楊校長認為培正中學應有與之相適應的光輝標志，于是創制了“紅藍”校色、校旗，并選歌譜，由李竹候先生作詞，制成培正校歌。今天，紅藍火炬、培正校歌已成為凝聚一代紅藍學子的精神載體。“培后進兮其素志，正軌道兮樹風聲”，足見其對教育使命之把握，  “愛我培正謨謀遠，永為真理之干城”，足見其對真理的追求。楊先生先后三次出任培正學校校長，皆有不凡建樹，不僅因其獻身教育的忠誠，也在于他學貫中西的才華和社會活動家的視野，“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培正中學歷屆校長中把握校長文化最深刻的該是黃啟明先生。黃校長小學肄業于培正學校，中學畢業后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碩士學位，歸國后任教嶺南大學，1918年回培正母校任校長，至1939年病逝于香港，20年間，培正成為當時有一定世界聲譽的中學名校，先生居功至偉。

    黃啟明先生剛任校長時，校內建筑只有教室、宿舍各一所，供師生300人用，黃校長兩次赴海外募集資金，得海外僑胞捐助，先后興建古巴堂、美洲堂、青年會、澳洲堂、圖書館等校舍以及中學教員宿舍兩座，高、初小學宿合各四座，女小課堂一座，并購買毗連本校的芳園作為初中教室及宿舍，還購買了海心沙灘地作為校產。

    黃啟明留下的不只是一幢幢“大樓”等校產，更重要的是使培正的“至善至正”的“紅藍精神”發揚光大。培正不僅重視學生的學業，也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黃啟明為學生題詞“敬業樂群”，希望學生不僅要發揚培正傳統，更要融入社會，為社會服務，為大眾服務，鼓勵學生“青年不要做大官，要立大志，做大事”。培正經常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給學生張揚個性的空間，有戲劇社、籃球隊、足球隊、網球隊、游泳隊，學生還出版了《培正青年》等多種刊物。培正中學的運動員，曾代表國家出征第六屆、第八屆遠東運動會。1922年，培正排球隊參加第九屆廣東省運動會并獲得冠軍。    黃啟明先生在當時的中國教育界享有很高聲望，1927隼，代表國家出席世界教育會議，1930年赴印度出席亞洲教育會議。

    1931年，黃啟明校長應香港、廣東西關學生家長要求籌建香港、西關兩處分校，以方便兩地兒童就學，在校內興辦青年會義學一所，使附近貧苦兒童不至失學。隨后在學校南邊建平民學校，由青年會主辦，學生義務任課，以推行平民義務教育，減少文盲。七七事變后，廣州受空襲影響，為維護學校生存起見，學校先后遷至鶴山城及澳門。在鶴山城時，先生領導員工投入抗戰教育，展開后方抗戰救亡宣傳工作，包括發動購買救國公債，捐制棉衣，慰勞戰士，校內捐款，組織員工抗戰宣傳工作，演出救亡劇，設立平民學校等。后來廣州淪陷，難民流落港澳，不少青年兒童失學，黃啟明先生又倡辦國難服務團，自任服務團委員會主席，集資萬元，從事救濟救護及抗戰宣傳工作。在國內提供國難免費學生名額共150名，以幫助無力就學青年解決困難。黃啟明先生對兩廣浸信會所辦的醫院、孤兒院、安老院、麻風病院等慈善事業都認真負責，兼f壬耳p務20多年。在黃啟明身上，我們能夠感悟到校長文化的廉潔奉公和校長文化為了人才的培養體現的鞠躬盡瘁。因積勞過甚，黃先生于1939年4月病逝于香港，享年52歲，出殯之日親友們冒雨送行，送行人數達sooo多人，從中我們足以看出校長文化影響社會的偉大力量。

  黃啟明校長生活的時代，大概不會有學校內涵發展的概念，更不會有特色辦學之說。但黃啟明校長任職培正期間，培正馳譽國內，有燕京、嶺南、滬江等國內高校和一些外國高校對培正高中畢業生免試入學，南開中學張伯苓校長曾到培正參觀，為培正留下了“北有南開，南有培正”的贊譽。學校的規模也日益壯大，從接手培正時的300名師生發展到抗戰前擁有兩處分校，4000多名師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校長是帶著理念的使命來到這個世界的”。一個校長以培育人才、服務社會為己任，以服務大眾為辦學的目標，這樣的學校不求品牌而品牌自成，不求特色亦難阻發展。從教育本原上把握的校長文化，所展現出的文化偉力是令人震撼的，與當下一些校長只會以時髦的口號進行概念性的包裝，卻忘記了最根本的育人使命相比，差距何止天壤。

    杰出的校長造就著杰出的校長文化，杰出的校長文化又孕育著杰出的校長。1984年墻正中學復名后，歷任校長都以光大培正的光榮傳統為己任，用吳琦校長的自述詩句表達就是：“風雨教壇三六載，無悔紅藍十四年。”吳琦校長與朱素蘭副校長（兼書記）上任后，提出“不爭個人高低，只求事業發展”的宗旨，將培正中學的辦學理念總結為“繼承創新”。即繼承和發揚培正中學的光榮傳統，傳承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最廣泛地吸納世界各民族文化傳統的精華。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推陳出新、與時俱進，將培正傳統的精髓概括為“至善至正做人，敬業樂群處事，愛國愛校為魂”。